现阶段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进展和制约因素
来源：科学猫经济学论文
现阶段，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态势向好，在增加有效供给、满足市场需求、支撑经济增长、带动就业、促进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制约因素，在体制机制、理念认识、要素支撑等方面还有不足之处。
（一）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进展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蓬勃兴起，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1.增长动力加快转变，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凸显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效显著，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2012—2018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由10 240亿元增加到19 678亿元，增长92.2%，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由1.97%提高到2.18%（见表1，下页），按照可比美元计算，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支出国。嫦娥探月顺利实施，北斗导航全球组网基本确立，“鲲龙”AG600水陆两栖飞机实现水上首飞，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中微子振荡新模式，标志着我国部分领域迈入世界科技前沿。与此同时，高铁、5G、北斗导航等一批重大产业技术应用扭转了我国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成功典范。我国在全球的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19年的第14位，不僅长期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排名第一，而且在领先的创新国家中稳稳占据一席之地。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技术实力和市场份额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提升明显。手机终端产业迅速崛起，在全球十四大领先智能手机供应商中，中国品牌占据了10个，以华为、小米、OPPO、ViVO为代表的国产品牌占据超过80%的国内市场份额，国产智能手机向中高端渗透并取得实质进步。高铁成为中国经济新名片，通车里程达到3.5万公里，高居世界第一，高速、重载、高原高寒铁路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机器人产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机器人市场快速成长，每百万名工人使用工业机器人数量大幅提升，从2012年的不足30台/万人提高至2018年的97台/万人，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向纵深拓展，市场主体数量逐年攀升。2019年，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2亿户，日均新设企业快速增长，是“双创”实施前的2倍多。双创领域更加聚焦，技术要素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升级作用更加凸显，双创生态更加完善，正在从以商业模式创新和消费领域创业为主的1.0阶段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生产领域创新创业为重点的2.0阶段不断升级演进，创新创业与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业升级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结合更为紧密（见表2）[5]。
2.产业结构加快调整，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
三次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从2012年的10.1∶45.3∶44.6调整至2018年的7.2∶40.7∶52.2，服务业占比超过50%，吸纳就业和稳增长的作用日益凸显。服务业从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与仓储等传统服务业向金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法律和技术服务等高端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步伐加快（见图1，下页），包括研发设计、科教、信息、咨询等在内的其他服务业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14.1%提升到2018年的22.2%，上升了8.1个百分点。制造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增速均比全部工业增速高30%～40%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2年的5%左右提升到2018年的10%左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制造业与信息技术不断融合，推动旧动能“焕发新春”，互联网仓储、全场景刷脸支付、线上线下一体社区生鲜等新业态持续涌现，物联网、区块链、智能穿戴等技术在交通、医疗、旅游、智慧城市等方面的应用场景不断成熟[7]。
大量“新产业”的发展还带来了“新就业”不断涌现，数字化管理师、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电子竞技运营师、电子竞技员、无人机驾驶员、农业经理人、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等新的职业应运而生。这些新就业大多属于互联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代表着新兴生产力，既为高技能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空间，又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积聚了力量，成为带动新旧产业交替、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
3.发展模式加快转变，集约高效绿色发展成为新风尚
近年来，全国上下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绿色转型，产业发展不断从传统粗放模式向集约高效绿色低碳模式转变。一是强化政策保障。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着力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改善环境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二是理念与技术融合共同推动绿色发展。地处长江经济带的安徽、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等省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开展生态修复，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绿色低碳技术，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引导产业向更加清洁、节能和安全的方向发展。近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突出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三是创新绿色导向发展模式。一些地方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创新城市规划理念和设计，在城区布局大量绿地和亲水空间，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产城融合发展，通过把城市变绿变靓吸引高端产业转移，推动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4.支持政策加快转型，新兴产业政策环境日臻完善
为破解制约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制度创新和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等文件，其重要特点和主要目标是：主动适应新动能加速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的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新兴经济领域市场主体的快速响应能力和水平，构建形成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规律、满足新动能集聚需要的政策法规和制度环境，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清障搭台，优化服务流程，拓展发展空间。为此，我国及时调整现有产业政策，采取审慎包容的态度促进新业态新模式新事物蓬勃成长，并大幅提升政府服务的响应速度和水平，推动形成有利于新供给与新需求衔接的市场机制，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目前，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系统推进，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创新等重点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得到有效破除。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取得积极进展，跨部门、跨地区数据共享交换量超过400亿条次。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开展群众办事百项堵点疏解行动，在跨省医保结算、不动产登记、企业纳税等重点民生领域取得明显实效。
一些地区积极探索有利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积极改造提升新动能，促进产业升级和动力变革，取得明显成效，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市人均GDP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达到37%，高技术企业数量超过1.44万家，并率先将经济发展主动力从出口带动模式转换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呈现质量高、效益好和前景广阔的发展势头，是我国新旧动能转换较为成功的地区之一。浙江省坚定不移推进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和培育名企名品名家工程，推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成都市以新经济为主要抓手，通过实施新经济梯度培养计划和“双百工程”，建设环电子科大“一带一路”等10个环高校知识经济圈和一批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努力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圈，促进新经济蓬勃发展和新旧动能有序转换。目前，成都市新经济活力居全国第三位。实践证明，新旧动能转换较早、成效较好的地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韧性和回旋余地相对更大，发展的动力、活力和空间、前景也相对更好。
（二）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新旧动能转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新动能的成长仍不足以弥补旧动能减弱的缺口，增长潜力仍未完全释放;一些地方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视不够，少数新兴产业也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风险;部分领域产业政策体系性不强，协同力度不够;部分地区和领域人力资源供给和产业结构失配现象突出，领军人才和专业技能人才供给不足;行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关键环节隐形冠军企业数量偏少等。
1.对新动能内涵认识有偏差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但各地对新旧动能转换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出现急于求成、简单化处理的现象。一些地方将新舊动能转换简单理解成“用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喜新”倾向明显，导致很多具有发展前景、质量效益水平较高的传统产业受到政策歧视，部分地区甚至严禁钢铁、煤炭、纺织传统行业企业新上技改项目，制约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些地方泛化“新旧动能转换”概念，把新旧动能转换当作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将以往的工程和项目戴上“新旧动能转换”的帽子重新包装，导致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一些地方急于求成，通过简单促招商、抓项目的方式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使工作方向和着力点出现偏差。需要强调的是，新动能不是新产业，也不能简单将传统产业都归于“旧动能”。新动能与产业门类无关，只要是加大技术、研发、创新等要素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和能量都属于“新动能”的范畴。
2.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有缺口
一方面，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传统动能正在弱化，工业化中期以来高速扩张并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化工业，如汽车、钢铁、机械、化工、建材等增速出现明显下滑，通过发展传统产业、增加要素投入和牺牲生态环境实现经济规模扩张的空间大幅缩小;另一方面，有利于新动能成长的条件正在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涌现，新动能正处于从分散到聚合、从缓慢到快速成长的孕育期，有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人工智能、5G、物联网、高端装备、生物、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体量规模偏小，还不能完全接续替代旧动能，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3.体制机制障碍较为突出
不少新动能领域还沿用传统行业管理模式，在新动能的治理中还存在缺位、越位和不到位并存等诸多矛盾和问题，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尚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真空地带”。比如，数据主权和资产、个人隐私保护等法律法规不健全，影响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健康发展[8]。干细胞领域法律法规的不配套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干细胞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免疫治疗在临床应用过程中，缺乏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和完善的评估体系，阻碍了免疫细胞治疗技术的临床研究和产业化。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发展的干预过多过细，甚至干预企业发展方向和经营决策，导致一些优质企业不能专心主业做大做强。
4.创新要素对新旧动能转换的支撑不足
无论是新动能培育还是旧动能改造，都离不开人才、资金、科技等高端要素。从实践来看，高端要素支撑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瓶颈。一是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不足，技术创新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引领带动作用有待提升。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是自主创新，迫切呼唤一大批科技成果涌現，成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主动力。但目前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高校和科研院所成果质量不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卡脖子”风险很大，制约了新旧动能顺畅转换。此外，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科技成果转化不畅，影响了新旧动能转换进程。技术创新政策和市场支持政策结合不够，重技术研发支持，忽视市场政策配套，导致国内企业即使取得技术突破，也很难打开市场[9]。二是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金融支撑新旧动能转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尽职免责的容错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银行等金融机构惜贷、拒贷现象普遍，导致新动能领域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矛盾突出。金融体系不健全，间接融资占比过高，投资基金、证券、保险、融资担保等现代金融培育不足。部分政府引导基金过于注重资产保值增值和风险控制，实际投资项目少，专业化、市场化程度不够，初创公司面临的融资难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10]。三是人力资源存在结构性供需矛盾，有利于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束缚较多。教育体制还不完善，难以培养出引领新旧动能转换的领军人才，高端人才和专业技能人才也较为缺乏。此外，数据等新生产要素集聚共享不足，数据开放和共享还面临诸多制约。数据等新型要素资源“动不起来”，成为制约新产业新技术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障碍[11]。